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将全面建设出台自贸区首批制度创新清单

央视网消息:记者日前从北京市大兴区获悉,2020年,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将进入全面建设阶段。

极度紧缺的医疗资源,不断增长的确诊人数,交叉感染的安全隐患,还有到处弥漫着的恐慌心理,都是摆在面前的挑战。最初由一些学者提出的全面排查和分层隔离的建议,逐渐成为社会共识,最终转化为一场超级行动。

刚开始接受采访的时候,周念平说自己“快要死了”。他是武汉市硚口区某社区的主任,年纪三十出头。社区只有8个工作人员,要服务一万多名居民。物业一直没开工,社区工作人员要包打一切,发过一次防护服,但“比纸还薄”,平时只有口罩。一天前,一个确诊病人因为住不进医院,到社区办公室闹,摘下口罩到处吐口水,说要跟他们同归于尽。

1月22日,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被确诊为新冠病毒肺炎,如今仍在隔离病房接受治疗。黄朝林不仅一直奋战在抗疫一线,其间还在《柳叶刀》杂志上发文,解析了武汉最早一批41例病人的情况。

北京市大兴区区长 王有国:今年,我们将聚焦国际交往功能承载区,国家航空科技创新引领区,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的定位,精益求精的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全力支持机场运营管理,确保完成综保区一期封关验收。

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指出,眼下,武汉大决战的序幕不过是刚刚拉开。目前仍是发病人数快速上升的阶段,部分病人还未得到确诊而散落在外,估计防控措施真正起效,要待两大“神山医院”全部收治、确诊病人完全隔离后1~2周的时间。届时,疫情的平台期和拐点是可以到来的。这位直言不讳的临床医学专家认为,目前还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

位于武昌区水果湖街道的放鹰台社区,在疫情暴发之前有15名工作人员。春节来临那段时间,大家都还在忙着组织各种社区惠民项目,包括百家宴和老年人生日会。疫情发生之后,工作人员不断减少,有的是因为老家封路,无法进出;有的父母病重,无法脱身;还有的是自己出现了发热症状。现在,这里只剩下7个人坚持工作。

此前网上流出的一张图片显示,场内原由志愿者铺设的被单五颜六色。志愿者退场后,湖北省肿瘤医院的20名医生齐上阵,正在匆忙套着被褥。“我们肿瘤医院一共负责122张病床,为了统一色调,医院派发了200套消毒被套。”湖北省肿瘤医院医疗队队员谢蓉博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们花了近两小时重新收拾床铺。

据介绍,2020年,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预计将实现飞机量21.9万架次,年旅客吞吐量达到286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万吨。这将给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带来重大机遇。北京市大兴区将充分发挥临空经济区规划建设的牵引作用,加快聚集临空高端高新产业,高标准推进临空区、自贸区、综保区“三区”建设,并出台自贸区首批制度创新清单。

减员超过半数,社区书记只能身先士卒,事无巨细,包括搀扶发热居民上救护车。1月29日,这位社区书记也感染了,隔离在家。压力全部落在了副书记余娟身上。“现在新增的疑似病例都是因为家里有确诊的患者,密集接触之后家属也出现了发热症状。但问题是,确诊的病人没有地方去,安排不了医院。”余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雨一直没有停。王军是江汉区唐家墩街道的一名转运司机,他的同事原本只负责接送1位患者,结果从隔离酒店下来了14个病人,一直忙到凌晨4点,防护服都湿透了,已经失去防护效果。王军接了班,继续送患者去方舱医院。天渐渐亮了,部分患者并不符合入驻要求,也有人不满意里面的条件,他只好把他们原路送回。

2月6日,3所方舱医院在两天之内就改建完毕,开始接收确诊的轻症患者。很快,武汉方面又宣布,方舱数量从最初的3所迅速扩到15所。与此同时,全国的力量也被组织和调动起来,各地医疗救援队源源不断地奔赴武汉。

此时,距离疫情最初的暴发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时间。很多人都在关注着,这场由上而下的国家行动,能否在一直忙乱的防控战场中趟出一片平缓地带,为局面的好转赢得机会。

公开资料显示,方舱医院装备通常由一系列具有不同医疗或技术保障功能的方舱组合而成,具有实施早期治疗的救治能力。王辰介绍说,方舱医院是医疗场所,起到集中收治、隔离的效果,患者能得到基本医疗照顾。“迅速把确诊的轻症病人都收治起来,给予医疗照顾,与家庭与社会隔离,避免造成新的传染源,至关重要。”

设计方案还没形成时,承建方就开始调度材料。材料同样来自多方:桌子和板凳是武汉举办军运会后留下的,床和被褥是从江汉区调度来的,板材则是由厂家直接订货。

如果没有这场疫情,武汉洪山体育馆原本应该在此时举办东京奥运会亚洲大洋洲拳击资格赛。但在2月3日,洪山体育馆迎来了一次大转型。来自中南建筑设计院的15人团队,对其展开了一场争分夺秒的改建。按计划,这里要在两天后开张接纳患者。由于时间太紧,他们只能“边设计,边施工,边调整”。

在余娟看来,混乱的秩序加剧了本就紧张的局面。就诊流程不清晰,无论是确诊患者的住院,还是疑似病例的诊断,还有出现发热症状的居民,都被要求来社区开证明。

余娟说,社区工作人员是“当爹又当妈”。这在所难免——社区是城市实施网格化管理的基础,是传染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网格化管理模式起源于上海市2003年在抗击“非典”时的管理经验,具体做法就是将辖区按照一定标准划分成若干个网格,通过对网格巡查、监督主动发现问题并及时处理。

短短数日,文件由中央下达到地方,层层传达,直至这套行政系统的神经末梢——武汉市的每一条街道与每一个社区。

“我其实一点也不怕,甚至巴不得被感染。我们现在就算身体扛得住,但精神和心理也扛不住了。过年一天都没休息,接下来还要24小时值班,到这时候,身体也快熬不住了。”周念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方舱医院建成后,需要6台配电柜来满足三个区域所有医用设备和开关插座的用电需求,然而这种临时配置的配电柜在几乎停摆的武汉很难找到。从2月4日凌晨开始,负责人打遍了供应商的电话,想尽各种办法,终于在100公里外的鄂州找到了符合标准的配件,在政府的协调下,才运送到施工现场。

基层工作人员面对的,还有社区居民在恐慌心理作用下的各种行为与反应。有的疑似病人在隔离期间溜出酒店,偷偷跑到医院做检查,检查结果没事,却谎称自己病重,半夜打电话给社区要求安排车辆,接自己回去。也有很多居民本来只是普通感冒,却坚持去定点医院做检查,结果被交叉感染。

武昌方舱医院由“国家医疗队+武汉医疗队”主导运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担任队长单位,已安置床位247张,即将再设253张床位。加上正在紧急改造的床位,将持续开放至800张。依照统一安排,武昌“方舱医院”对口收治武昌区、洪山区和东湖高新区等地区的轻症确诊患者。

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率中央指导组抵达湖北省武汉市,落实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部署要求。2月2日,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召开会议,要求对所有疑似患者进行集中隔离。

据谢蓉介绍,武昌方舱医院分西区、东区和地下室。以东区方舱为例,又分为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和缓冲区,区与区之间用多道门隔开。从医护工作站所在的清洁区,经半污染区进入患者所在的污染区后,医护人员不允许再走“回头路”,而必须从另一侧通道进入缓冲区后,再回到清洁区。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ICU主任彭志勇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上发表文章称,截至1月28日该院的138例病人中,41.3%可能通过院内感染发生,而57例院内感染的人中有40例皆为医护人员。另据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王西富在其个人公号展示的一张统计图,武汉当地已经有超过10家医院出现了15例以上的医护人员确诊病例,截至目前,医护人员的确诊和疑似数量已逾1000人。

早在此前的2月2日,火神山医院已正式交付人民军队医务工作者。6天后的2月8日,雷神山医院也完工交付使用。截至2月10日,火神山医院已接收从武汉各家定点医院转来的患者超过800人,雷神山医院也开始接收患者,已入住80余人。两大“神山医院”是完全新建的,医务人员也多来自外地。

这是一场不得不打的战役。

“罗马”是不到两天建成的

武汉某地产集团员工付安元原本参与雷神山医院的建设,2月3日下午5点多,他受命先后赶往武汉客厅和武汉国际会展中心,并接下了改建武展为方舱的任务。这是付安元第一次知道“方舱”,根据命令,第二天必须建好。环卫工人已经开始清场,他召集设计团队,在4日凌晨1点拟出改建方案。

改建所需的材料十分庞杂,大到电力电缆、方钢、轻型防火板,小到铁钉、螺栓、水管弯头,型号和材质各有不同,配件总数以万记,基本都需要从不同的供应商进行调货。在已经封城的武汉,交通管制增加了运输的难度。

这趟任务结束时,已经是晚上11点半。王军穿着防护服,瘫坐在那辆货车改装的转运车里。这些天来,他一直往返于方舱医院、定点医院和社区隔离点之间。从车里往外看,他看到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的物资车停在方舱医院外,轻症患者们从转运车里下来,每人手里都拎着大包小包,等待医护人员的筛查。

据了解,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选址位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货运区东北方向,永兴河以北,京台高速以西,总规模约4.35平方公里。今年,综合保税区一期将启动包括联络道、卡口、围网、监管库等封关运行必备的设施建设。同时,外围北京部分的配套线性工程以及市政场站将同步入场施工。目前,北京市大兴区已在综保区储备项目21家,其中已正式签约项目18家,预计实现总投资额390亿元,年进出口额约222亿美元的经济收益。

在武昌方舱医院改建的同时,位于武汉国际会展中心的江汉方舱医院以及位于武汉客厅的东西湖方舱医院也在同时期改建完成。

5日凌晨两点半,历时33小时后,他们终于完工交付。江汉方舱医院由武汉协和医院统筹,共有9家国家医疗队、6家武汉医疗队参与救治。《中国新闻周刊》日前探访看到,该医院除场内1600张病床外,场外也搭建起了数十顶医疗帐篷。

“因为要收治四类人员,现在武汉一下子涌现出很多病人,很多人没有收治进来,包括一些孤寡老人。这是一个看着很痛苦的过程,也是我们心理压力大的原因。”武汉协和医院医生郑天明带着哭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医院刚开始动员内科医生,后来很多内科医生、护士倒下了,现在又在动员外科医生和护士。”

凌晨3点多,第一批材料到了,付安元临时调了200个左右的木工和电工,在六七点时做出了第一个病区样板。早上8点多,武汉地铁集团赶来支援,施工工人增至500人。下午4点,所有挡板做成;晚上10点,所有开关、插座装完。

凌晨3点钟,来自江汉区各个街道的转运车在武汉国际会展中心门口陆续停下。这是2月6日夜里,临时改建的武展方舱医院刚刚落成,社区隔离点里的部分轻症患者连夜被转移到这里,迎接他们的,是刚刚组建的外地医疗队。

2月1日,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家王辰到武汉调研。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他担任北京防治“非典”专家组组长。在武汉调研后,他发现大部分都是聚集性的感染,为了集中和分层收治,缓解医院和社区压力,王辰提出建“方舱医院”的建议。

基层社区的困境只是武汉疫情防控的一个缩影。武汉负责收治重症病人的定点医院已经人满为患,超负荷运转。更令人揪心的是,不断有医务人员被感染,医护减员情况严峻。

医院床位的短缺,是症结所在。很多居民想尽办法,四处托关系,但仍然一“床”难求。一位女子在小区阳台上敲锣,为病重的母亲求助,希望可以住进医院。这段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而类似的事情每天都在武汉发生。

“2月5日上午,场馆内还什么都没有。到下午,已经初具医院模样了。”谢蓉说。当天晚间11点半,武昌方舱医院开始投入使用。当时,记者在门外看到,该医院西区已经接收了第一批病人,入口处有多名保安把守,以防患者闯入。

个别市民还有更“奇葩”的行为。有的老人虽独自生活,但子女就住在附近小区,也要求社区为其买菜购物,甚至对商品的牌子有明确要求,需要跑好几个地方才能买到。

余娟也接到过上面下发的“告市民书”,留了“888”开头的热线电话。她曾经拿着喇叭在社区里宣传这份文件,说有需求就打热线。但后来居民们纷纷反映,这个号码不是占线就是转接中,根本不起作用,最后还是找到社区头上来。

武昌方舱医院的改建最终只花了36个小时。建成后,医护人员立即开始进驻。方舱以50个床位为一个医疗单元,这样的格局被形容为“大通铺”,不少人担心容易交叉感染。针对这个疑问,国家卫健委后来专门出来澄清说,收治的都是确诊患者,不存在交叉感染的问题。